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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科学

Political and Legal Science

 
 
 

日志

 
 

法治进程中的法学教育与法律人才  

2008-01-31 15:09:45|  分类: 法治中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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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泽渊

    这是一个法科院校或法科师生都很熟悉而又特别重要的话题,但熟悉并不等于已经有很好的把握。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就会问,“你把握得怎么样?”我的回答是,“不怎么样。”有同学还会问,“既然不怎么样,你干吗来这里讲?”我说:“不是你们请我来讲的吗?”我们常常讽刺没有自知之明的兜售者为“王婆卖瓜”。其实谁能说王婆的瓜一定不好呢?(笑)王婆有不好的瓜,不卖自己又吃不完,而且王婆本身的职业就是卖瓜的,不卖行吗?不行,还得卖。瓜不好,吆喝的嗓门也大不起来,但还得吆喝呀。不然,象这样的下雨天谁会到处去找西瓜,王婆也就要亏本了。看来,怎么也还要硬着头皮卖下去。今天我卖的就是“法学教育与法律人才”这个瓜。先谈谈法学教育的目的。

一、法学教育的目的

   法学教育是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这里的法学教育特指由专门学校或其院、系、专业所进行的关于法的专门化教育。它不同于社会一般的非专门化的法律教育。社会一般的法律教育,包括普法宣传、中小学法律知识教育、普通高校非专业化的法律教育、执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对有关当事人和其他公民所进行的法律教育等。法学教育与一般法律教育的区别在于,关于法律的知识是否具有较高的理论性不同、是否具有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不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对于法律的认识是否具有专门性不同。

   我以为法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以下三者:一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精通法律的社会和国家管理人才,二是为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发展培养法律理论人才,三是为立法与执法培养法律实践人才 。

(一)培养国家和社会管理人才

1.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需要法律修养

   从一般意义上讲,在法律社会中,任何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都必须对于法律有良好的把握。具有管理国家和社会所足够的法律知识。大家看看目前的世界政坛的领袖人物。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学习法律或者对于法律有良好素养的。就我国来说,我国正在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里的管理都是由特定的管理者来进行和完成的,这些管理都必须依法进行,因此一定的法律修养就成了管理者必备的知识基础。

   从法学性质上讲,法律科学也是管理科学。国家和社会从一存在开始就从未离开过管理,都需要管理。国家和社会管理都是由一定的管理者来完成的。管理者用于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的规范和手段是多样的,但法律规则和法律手段是最基本的规范和手段之一。法律是由法学来研究,由法学教育来传播并由此而使人接受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法律修养。良好的法律修养只能来自系统而全面的法学教育。没有接受这种法学教育的管理者,所具有的就只能是对法律的一知半解。只有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都接受了良好的法学教育之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才可能很好地运用法律开展管理工作,有效而良好地管理。

(1)法律是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重要规范

   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规范包括政策、道德、纪律和法律等。这些规范虽然各有特点,各有不尽相同的适用范围,无法评价也不能评价孰优孰劣,但与政策、道德、纪律相比较,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也因此使法律成为了特殊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规范。

   一是,法律比政策、道德、纪律更为明确、具体。法律是以明确、具体作为自己的形式特点的。它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比其他任何规范都具有更大的明确性和具体性。它能够以自己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指引人们的行为,告知人们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使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依照法律应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必须做什么。政策、道德和纪律都不具有法律所具有的那种明确具体的性质,无法普遍而准确地指引人们的行为。法律的这一性质使其在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众多规范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二是,法律比政策、道德、纪律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约束力。法律在其效力所及的范围内,是普遍有效的。这种普遍性表现在时间、空间和主体三个方面。其效力范围既包括时间上的效力范围、空间上的效力范围,也包括主体上的效力范围。一般说来,立法机关权力所及的范围就是其所制定的法律的效力范围。在法律生效的时间和空间内的任何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非法人组织,都必须遵守法律。任何人(包括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都不得享有不守法的特权。任何人违法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制裁。法律的普遍约束力表现在法律规范的遵行和对违法者的制裁两个方面。政策、道德、纪律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的普遍性是不能与法律约束力的普遍性相提并论的。法律的约束力的普遍性,与政策、道德、纪律有着严格区别。

   三是,法律比政策、道德、纪律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更大的强制力,即国家强制性和国家强制力。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对于法律,任何人都只有服从与遵守的义务,而没有违反的权利。任何人一旦违反法律的规定,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这种责任和制裁是由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国家强制力以警察、法庭、监狱作为自己的后盾,以暴力的方式直接施加于违法者身上。法律的国家强制力使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迫使其服从法律;使其他人引以为戒,自觉地遵守法律。政策、道德、纪律也具有自己的强制性和强制力,但这种强制性和强制力与法律是不同的。他们的强制力都不是国家的强制力。政策、道德往往具有的是感召性和感召力。政策、道德、纪律都具有舆论谴责、良心责备等强制力量。纪律有纪律处罚做保障。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强制性和强制力在强度与范围上都不及法律强制性和强制力。

(2)法律是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手段中主要有教育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司法手段等。这些手段都离不开法律手段。 

   教育手段是国家和社会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民主的国家,教育更是经常而必须的。但是在管理活动中的教育,必然包括有关的法律教育在内。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国家和社会管理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有一个符合法律规范的问题,他们要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也还必须依赖法律。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只有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或者转化为了法律手段,才可能具有法律的权威与效力。如果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是不合法的 ,就应当受到抑制,就应当被禁止。至于司法手段,本身就是法律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法律更是不可能有须臾的分离。司法手段首先就必须由法律所确认,其手段的性质、种类,以及具体实施都应当而且必须严格地合乎法律的规定,并具有法律根据。司法手段的结果就是要使法律的规定转化为社会的现实,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实现。

(3)法律是国家和社会管理正确进行的保障

   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都是一定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法律对于他们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法律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提供法律根据。社会和国家管理者的管理权是由法律所赋予的,法律规定了其权力的性质、内容、范围。法律是其行使管理权的根据,也是其权力的制度来源。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任何权力都可能是非法的。法律不仅是管理者拥有权力的根据,而且也是其行使权力的根据。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内容来行使。依法行使的权力便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否则就将承担法律责任。法律使国家和社会管理具有合法的性质和法律的保障。熟知相关法律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完成其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其二,法律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提供法律约束。任何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其行使的权力都是有限的。都有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是由法律来确定的,超越这一范围的管理行为就是非法。法律在对管理者授权的同时,也约束着权力的行使。这种约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主的保证;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忠于人民的保证;是社会和国家管理者不至于非法管理甚至违法犯罪的保证。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对法律的了解,既是其从政的品德要求,也是其合法从政的根本保证。

   由于法律是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重要规范和重要手段,由于法律对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重要意义,良好的法律知识就必然应当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必备的基本素质。所有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都应当具有良好的法律修养。

2.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法律培养

   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法律知识应当是在其成为管理者之前就基本具备的。国家和社会本来就没有义务为已经是管理者的官员提供法律教育。在我国长期的社会和国家管理中,许多管理者都是没有法律知识的,有的甚至是法盲。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曾为其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昂贵的“学费”。这些“学费”如果只是学校教育的费用,倒还没有什么不可以。但遗憾的是它往往都是由管理者亵渎权力或滥用权力所造成的损失等构成的。在行政机构,往往是非法行政的恶果;在司法机构,往往是冤假错案的毒瘤。人民已经为我们一些管理者的“法盲现象”付出过高昂的代价,但在今天,这种局面并未彻底改观。加强法学教育,提高管理者的法律修养特别重要。

   管理者的法律知识应当是其之所以能够成为管理者的一个基本条件。然而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都熟知法律的状况。法盲管理者,甚至法盲法官都存在的状况,不能不令我们“从实际出发”。所以加强管理者法律知识的培养,就成了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对他们的法律教育越早越及时,他们的提高越快,国家和社会蒙受的损失就越少;国家和社会就越少为他们付出不必要的“学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我们最无可奈何的选择。为此,一些培训在职干部的法律教育,甚至学历教育也经久不衰,尽管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其益处也自不待言。

   通过正规的法学教育培养正规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使新一代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再是法盲,再通过在职培训来获取法学教育文凭或获得法学教育。否则,不仅会愧对历史,愧对子孙,而且依法治国都无法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理想也会成为泡影。

(二)培养法律理论人才

   在广义上,法律理论人才包括一切具有较高法律理论修养、能够从事法律理论工作的人。为了更准确地描述法学教育的目的,这里所讲的法律理论人才是从人才职业的专门化角度来定义的。

1.培养法学教师

   法学教育除了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管理者以外,还必须为法学教育本身的发展而培养法学教育者----法学教师。

   一个社会,法学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状况和法律文明的程度,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法制或法治的现状,以及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法制和法治。法学教师是一个社会法律和法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保障。法学教师是法律知识的传授者,也是法律知识的创造者。历史上许多法学教师既是教育工作者,又是研究工作者。他们教学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法学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他们,法学研究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他们。应当说,中国法学研究除了一部分是由附设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的法学研究所(室)的科研人员承担的以外,大部分都是由法学教师在教学的同时承担的。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法学教育亟待恢复时,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进入了法学教育的领域。他们通过自己对法律的学习或接受法学教育,成为了法学教师。他们为法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能再依赖非法学教育来培养法学教师。法学教师的培养责任理所当然地应当由法学教育自己来承担。在法学教育中为法学教育的持续发展而培养法学教师是法学教育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在我国目前,法学教师大量流失的背景下,加强法学教师的培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2.培养法学研究人员

   法学研究人员与法学教师之间是交叉关系。大量的法学教师都同时也是法学研究人员。法学教育除了培养法学教师这一类法学研究人员之外,还有培养专门研究人员的任务。目前这些研究人员主要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法学研究所(室)之中。此外,我国一些法律机构、政府机关内也设有类似“法制办”、“法制局”、“法制处”、“法制室”之类的内部研究机构 。他们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自己所属部门工作中的一些具体法律问题,目的主要是为自己所在机关的工作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

   一个社会,并不需要所有学习法律的人都去从事研究法律的职业,都成为法学专家。但一个社会不可缺少法学专家。他们对于法律的精深研究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法律乃至社会进步的基础与动力,是一国法治的理论保障。没有法学专家的社会,必然是法律停滞的社会,是法律落后于时代的社会。

(三)培养法律实践人才

   法律实践人才是指具有法律专门知识,而能够和已经从事立法、执法和社会法律服务工作的人。其中包括立法工作者、执法工作者和社会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内。

   法律实践人才需要接受法学教育。法学教育对于法律实践人才的成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那种不接受法学教育的法律实践人才。认为法律实践人才无须法学教育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即使是我国现在开考的法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其通过者也不是没有接受法学教育。他们需要系统的法学教材,需要参加正规的法学教育考试,很多考生也参加了由法学高等院校教师担任教学的自学考试辅导。他们阅读教材、接受辅导、参加规范化的高等法学教育考试,都是其接受法学教育的构成部分。不接受法学教育,就无法成为法律实践人才。 

   培养法律实践人才是法学教育的最繁重任务。法学教育是由法学教育机构来承担的。古往今来,学校都是培养法律实践人才的场所。尤其是专业化的高等法学教育,必须由专业化的法学教育机构来进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有其特定的主考院校)。之所以如此,是由法学本身和社会对法学的要求所决定的。法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人类为此进行了千百年的探索,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理论。从事法律学习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法学几乎都被作为需要长时期学习的科学。有许多国家学习法学的学生都被要求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须经过比学习其他社会科学更长的学习时间。法律实践人才是社会需要的。社会需要其明辨是非,解决纷争,化解矛盾,维护正义、制裁罪过。社会的如此需要就决定了他应当由社会的优秀分子来担任,应当由具有高深而专门的法律知识的人来担任。

   我国目前法律实践人才的缺口很大。据估计,到2000年,我国法律实践人才的缺口总额达40万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制定的队伍建设规划,1995-2000年间,仅法院、检察院和司法部三家即需补充法律大专以上的人数60多万人。律师的数量也同样严重不足。律师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的比例,每万人中,美国为30人,英国为9.08人,法国为3.1人,瑞典为24人,德国为6.07人,韩国为4.5人,泰国为4.06人,中国仅为0.3人。有的领导估计,中国需要30万律师,而截止1997年尚不足10万人。     我国法律队伍的法律素质,一直令人忧虑。据有关部门统计,在1997年,全国法律队伍中大学本科层次的仅占25%,研究生仅占1.5%;全国法院系统25万名干部中,本科层次占5.6%,研究生仅占0.25%;检察系统18万名干部中,本科层次占4%,研究生占0.15%,在整个公安队伍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28%。

1.培养立法工作者

   立法工作者在广义上包括两重意义上的立法工作人员。一是指从事法律的起草等技术性工作的专门人员。他们可以是纯粹的立法专家,而不必的立法机构的组成人员。二是指依法从事法律的制定、修改或废止的国家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是代表机构成员,在其他国家称为议员,在我国称为人民代表。这两种意义上的立法工作者,都应当懂得必要的法律知识,包括立法技术等。尤其是从事法律起草等技术性工作的专门人员应由法律专家构成,而代表机构的成员中也应有一定的法律专家,即使不全是法律专家,但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识。

   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法律要适应变化的形势,应不断发展与更新,立法工作也应不断适时因应。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法律的立改废,始终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由于立法对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深刻而重大影响,由于立法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工作,因而由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来进行,甚至必须有职业的法律专家介入并担负重要责任。职业法律专家只能来自法学教育。其实不仅是法律专家,就是一般立法工作者的培养,也必须由法学教育来承担。当然立法工作者与法学教师、法学研究人员往往可能是交叉与重叠的,但在职业或专门化方面上还是有所区别的。法学教育应把培养立法工作者作为自己的重要的任务。

2.培养法律适用官员

   法律适用是指国家特定机关或组织将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运用于具体的人或事件的专门的活动。这些机关也就是相应的法律适用机关,其中代表该机关进行法律适用活动的工作人员,我们称之为法律适用官员。法律适用官员中有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有监察官员、海关官员、税务官员和其他行政官员等。

   培养法律适用官员,是法学教育最经常、最主要的任务。如果说法学教师、法学研究人员和立法工作者的社会需求都较少的话,那么法律适用官员的社会需要却十分普遍和数量庞大。我国目前需要大量的法律适用官员。

3.培养法律服务人才

   法律服务人才是指具有法律专门知识,并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包括仲裁员、律师、公证员等。

   我国仲裁机构不是国家机关。它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当事人自主选择,而对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进行裁决的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它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由其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与商会统一组建。仲裁机构的仲裁员是社会法律服务工作者。我国仲裁机构在目前的国家机关或准国家机关性质,在仲裁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中将会得到克服。其社会法律服务机构性质将会日益得以更充分的体现。

   律师是专门为社会提供法律帮助的职业法律服务人员。他们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社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处理法律事务,提供诉讼和非诉讼的法律服务。律师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依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性质,随着律师事业的发展,我国律师日益具有了社会法律服务者的性质,并已经开始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种转变。

   公证员是在我国公证机构对一定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予以证明,而提供公证法律服务的专门人员。我国公证员在目前还具有一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随着我国公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公证机构将愈来愈具有社会法律服务机构的特点,公证员也将逐步向社会法律服务人员转化,而不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性质。

   培养社会法律服务人才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法治国家的关键在于对于权力的法律监督或法律约束。但其得以成功的根本还要依靠全体人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的提高有一个过程。即使民众的法律意识水平再高,由于社会分工的制约,每一个公民都完全熟知法律、都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法律事务,甚至都成为法律专家或在法律上“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就需要专门的法律服务人才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为此,法律服务人才也就有了广阔的服务空间。  

(四)培养法律意识

1.为民众提供法律技能

   法学教育不仅仅是为法学家或法律家而存在的。在现代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中,人们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从人的出生到死亡,许许多多的事务都与法律密切相关。人们的行为及其社会生活都不可能远离法律。必要的法律技能是公民生存的基本手段之一。当然,社会有职业的法律服务者,但是任何法律服务都是有限的。作为公民来说,也不可能将每一个与法律相关的事务都委托法律服务人员代为办理。尤其是在公民作为具体的法律关系主体时,其意思表示或许可以由他人代为作出,但其“意思”还得出自作为每一个法律关系主体的公民(或法人)自身。公民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对于公民的社会生活来说是必要而有益的。法学教育也有为社会民众提供法律技能的意义。正是因此,法学院校毕业的学生也未必一定要从事职业的法律工作。然而,他们所接受的法学教育也并非毫无意义,法学教育使其获得的法律知识是其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之一。对其未来社会生活和事业发展是有所裨益的。

2.为法治提供民众基础

   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社会目标。在法治和法治国家中,仅有法学和法律专家熟知法律还远远不够。“中国近百年法治建设的未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缘于中国的法治理想缺乏民众基础。仅靠社会的优秀分子,无论这些优秀分子是多么优秀,要建立起以社会状态存在的法治,也是绝无可能的。” 我们要实现法治,首先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学习并熟知法律。其次是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要学习并熟知法律。任何法治都是以民众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基础的。只有全体人民都具有良好的法律知识,法治成为了人民的理想,人民才可能依法当家做主,依法监督权力的正当行使,保障权力对人民的忠诚,有效地防止腐败、打击腐败,权力也才可能尊重而不践踏人民的权利,人民的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法治才可能成为现实。 

二、法学教育

(一)法学教育的历史发展

   西方法学教育产生于古希腊,形成于古罗马。在古希腊,由于没有专门而独立的法学,当然不可能有专门的法学教育。那时的法学教育是在百科全书式的教育中存在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等,他们所接受与传授的法学都是蕴涵在其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整个学说和理论中的,法学教育不是独立的教育类别。在古罗马,正式的法学教育出现了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大批法学家从事法学教育,又培养了一大批法学家。法学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法学研究的进步。许多法学著作既是法律专著也是法学教科书。

   中国的法学教育起源于何时?是与中国法学起源于何时相联系的。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律学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学”,但它属于法学的范畴,应当是没有争议的。只是为了更准确,我们将我国古代的“法学”称为“律学”。中国古代的法学教育也即是律学教育。这种教育也不是教育的独立门类。它是附属于百科全书式的教育之中的。完整意义的法学应当是在清末法制改革时,从西方引进的;完整意义的法学教育也应当认为始之于清末。

   现在,法学教育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从法学专业学生在高等学校中所占的比例看,阿尔及利亚为19.8%,摩洛哥为19%,泰国为17.8%,法国为16%,阿根廷为13.2%,意大利为11.9%,哥伦比亚为11.8%,南斯拉夫为11.7%……,美国为3.3%……。中国为2.2%。发展法学教育,对于中国来说,任重道远。

(二)中国法学教育的现实状况

1.中国法学教育的体系

(1)普通的法学专门教育

   我国现有普通的法学专门教育,包括法律中专(包括司法学校、警察学校或公安学校等),法学专科,法学本科,法学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四个层次。

   目前我国司法部有五所部属政法大学和政法学院,以及劳改劳教学院。公安部、安全部有少量法律类高校。一些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和法律系也承担了一定法学教育任务(截止1997年10月,国家教委直属12所综合性大学,地方28所综合性大学设有法律系),以及其他科类的高校还举办有少量的法律系和专业。到1997年,全国恢复和新建普通高等政法院校、系、专业260个,法律专科学校两所,中等法学教育性质的司法(法律)学校29所,监狱警察学校27所,以及一些法律职业高中。 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也部分地开展了法学普通教育。 

   我国法律专业的专科,以高中毕业生为招收对象,学制2-3年。本科,以高中毕业生为招收对象,学制4年。硕士研究生,以本科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为招收对象,学制2-3年。博士研究生,以硕士研究生(或同等学历者)为招收对象,学制2-3年。在硕士研究生层次中分为法学硕士研究生和法律硕士研究生两类。前者侧重法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后者侧重法律应用的学习与研究。

(2)成人的法学专门教育

   我国成人法学教育主要由政法管理干部的法学教育、函授法学教育、电视法学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法学自学考试构成。

   政法干部管理教育机构,是由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的,旨在对在职司法干部进行专业培训的教育机构。由于这种教育任务的逐步减轻,他们中有一部分开始了大专层次的法学学历教育。但在职干部的培训,还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这类成人政法院校到1997年时有27所。

   函授法学教育机构,是由有关政法院校的函授机构或成人教育机构开办的。旨在对在职政法干部进行专业培训,并授予学历。近年来,由于在职干部培训工作的减少,他们也开始了通过成人高考向社会普遍招生。

   电大法学教育机构。电大教育机构中有法律专业的设置。电大主要通过成人高考的途径录取学生,进行专业教育。法律专业是其中最早设置的专业之一。

   高等教育法学自学考试。在所有法学成人教育中惟有法学自学考试具有最高的国际声誉,我国政府承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历与文凭,当然也承认高等教育法学自学考试的学历与文凭。

2.中国法学教育的走向

   中国法学教育是在匆忙中恢复的,在恢复时来不及仔细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在发展中

就必然有一个反思、改革与再发展的过程。

    1、普通法学教育将在更大的意义上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主流。中国法学教育在目前在表面上是以普通法学教育作为主流的,但如果认真考察一下我国法学教育中干部培训教育、函授教育、中专教育、自考教育,以及司法机构自己办法学学历教育的情况,就会发现,普通高校的法学教育只是法学教育的一个部分而已。随着改革和法制的发展,普通高校的法学教育将成为法学教育的主流。

   2、高层次法学教育应有较大发展。 法学教育与其他教育相比较,有其特殊的性质。它需要更多的知识基础,所以许多国家都要求法科学生具有较高的知识基础,作为其进行法学学习的前提。其学习的时间往往可能比其他专业的学生要求更长。我国目前的法科本科教育尚可,而法科的职业中学、中专、大专显然不能适应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的知识需要。发展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法学教育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其中尤其应以法学和法律硕士学位研究生为发展的中心与重点。

    3、多层次法学教育的状况将长期存在。这是因为,我国国家机关甚至司法机构的工作人员,有许多还是没有经过专业法学教育的。执法官员的来源还远不是高等法学院校系的专门培养和社会普遍的法学知识考试。通过其他途径补充的执法官员,必然需要多途径的法学教育。这也是因为,许多公民,尽管他们没有从事法律工作,但他们愿意通过一定的途径学习法律知识来充实自己,或希望通过多种法学教育途径达成其从事法律工作的愿望。这些都是多层次法学教育存在的社会根据。多层次法学教育的存在,在总体上是有益的,它对于整个社会的法制化和法治化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4、司法机构办法学学历教育的情况也还会在一定时期继续。司法机构进行法学教育应当是长期的工作,但这是一种提高性的工作,不应当具有学历教育的性质。司法机构办法学学历教育的弊端和危害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在当前,许多司法官员都未受到过正规法学教育,司法机构又无法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学学历教育机会的情况下,司法机构的法学教育就还有存在的必要。随着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法学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司法机构办法学学历教育的情况应当有所改观。

    5、法学教育有一个竞争与发展的淘汰过程。在长期忽视法律和法学教育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法律人才极其匮乏,市场对法律人才的需求缺口很大,加速培养法律人才就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不具备举办正规法学教育的高校也竞相开办法学教育。法学教育中的滥竽充数现象相当普遍。这种现象要在短期内得以改变,是不可能的。只有经过历史性的竞争与发展,使一些不具备举办法学教育条件的教育机构放弃法学教育,扬“其他教育”之长避“法学教育”之短,法学教育的质量方可得到普遍提高。

   在改革的大潮中,法学教育将会得到改革和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未来的中国法学教育必将更加科学而规范。

三、法律人才

(一)法律人才的含义

   任何法律都是由人制定或认可的,任何法律都是由人贯彻实施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含义非常广泛,其中也包含着,法不能离开人,法必须依赖人的意思。这里的“人”当然是对法律有所了解、认识,甚至有非常精深的了解和认识的人。这些人就是其所处时代的法律人才。没有法律人才,无所谓法或法律,更无所谓法治或法治国家。

   法律人才是指具有系统而理性化的法律知识、能从事法律理论工作和法律实践工作的专门人才。对于法律人才,也像其他任何人才一样,可以进行多种种类划分。为了便于对法律人才进行分析,从法律人才在理论或实践上的特长和职业倾向进行分析,可以将其划分为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两类 。

1.法律理论人才的含义

   法律理论人才是指具有较高法学理论修养,并专门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人员。

   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修养,是法律理论人才的基本素质。这里的“较高”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以社会中法学普及程度和法学发展水平为参照。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法律理论人才至少都应当具有法学教育本科及其以上的学历,并在法律或法学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

   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工作是法律理论人才的职业表征。这里的法学教育是各类专门的法学教育,而不是指偶尔的普法宣传和法律讲座。法学研究方面的法律理论人才是指以法学研究为其职业的科研工作者,而不是从其他学科出发偶尔涉及法律或法学的其他学科的科研工作者。   

2.法律实践人才的含义

   法律实践人才是指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工作者。这里的法律工作包括立法、执法工作在内。其中包括公安工作、检察工作、审判工作,以及律师、监察、法律顾问工作等。从事这些职业的法律工作者就是法律实践人才。法律实践人才包括着立法者、执法者,以及法律监督者。

(二)法律人才与法学教育

   法律人才如同其他人才一样,其培养的途径在逻辑上可以有三条:一是教育成才,二是师传或家传成才,三是自学成才。

   实际上,师传或家传成才,以及单纯的自学成才,对于法律人才的成长愈来愈不可能。因为法律人才的培养较之其他任何人才的培养,都有其独特的性质,内容庞大而艰深的法学要靠传统的师传或家传,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现代复杂的法律,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面精通,凭一己之力要完成现代法学教育的教学工作根本就不可能。任何一个老师或家庭都无法全面担负起完整的法学教育任务。自学成才,有两层意义,一是指通过国家高等教育法学自学考试的自学成才,二是指不通过高等教育法学自学考试的自学成才。前一类自学成才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学成才,因为他需要学习系统而规范的教材,并通过法定的高等教育考试。这类自学成才者实际上是接受了法学教育的。后一类自学成才者,由于未经过规范化的学习并接受国家和社会认同的考试,知识的完整性大可疑义;其自学的结果是否“成才”,缺乏量度标准,实际上很难成才。面对复杂的法学,要绝对靠自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法学教育是法律人才成长的基本条件和最重要的途径。法学教育的规模制约着法律人才的数量;法学教育的水平制约着法律人才的能力。法学教育的场所是法学院校系,法学教育的主体是法学教育工作者----法学教师,法学教育的对象是未来的法律人才和现实的法律人才。未来法律人才是由法学教育培养的。现实的法律人才,他们已经是法律人才但也同样应当再接受新的法学教育。现代教育学表明,终身教育已经成为了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和客观要求。整天忙于法律实践的法律人才,一旦较长时期离开法学教育就可能将曾经获得的法学知识遗忘。在日常的工作中,他们也难于关注法律和法学的最新发展。因此他们也有一个更新知识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法律人才的法学再教育”不是本身就不知法律或不精通法律而又在法律机构工作的人的法律学习。接受新的法学教育是法律人才保持其法律人才身份的必须。现代法学教育也应改变其只培养未来法律人才的观念。在未来法律人才教育和法律人才再教育两个方面作出应有的努力。

   认识了法学教育与法律人才之间的关系,就应屏弃那种认为法律人才无须法学教育的观念,把法学教育提高到培养法律人才的根本途径,甚至必要途径的高度来认识法学教育。

(三)法律理论人才与法律实践人才的知识结构

   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都应当具有广博而高深的知识。

   所谓知识的广博是指横的知识范围,一是指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知识应当广泛,二是指法学内的知识更应有相当广度。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都应对法学之外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伦理学、宗教学等,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有一定的了解。非但在书面知识上有一定的广度,在社会知识上也应当有一定的广度。这是由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在法学范围之内,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都应当熟知常见的法学部门和法律部门,并对各个法学部门和法律部门有普遍的了解与认识。不能知应用法学而疏于理论法学或知理论法学而疏于应用法学,也不能知实体法而疏于程序法或知程序法而疏于实体法。法学是一个整体。在现代,也许很难有精通法学内外,或法学之各科的百科全书式的法律理论人才或法律实践人才,但法律理论人才或法律实践人才尽可能地是通才,应当是不难的。

   所谓知识的高深,是指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相对于整个知识体系而言,对于法学应当是精深的;相对于整个法学而言,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或专门性法学或法律工作,应当是精深的。法律理论人才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法学理论研究应当是很有造诣的;法律实践人才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法律实际工作应当是有相当高水平的。

   我国法学和法律领域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缺乏,实际上也就表明了我国一些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在知识结构上,既不广博也不高深。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的知识,在各学科知识与法学或法律知识之间,在法学或法律知识与自己的专业性法律知识之间,都应当有一个“T”型结构,上面一横表示知识的广度,纵向一竖表示知识的深度。第一层面,即各学科知识与法学或法律知识之间的“T”型结构,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必须的。第二层面,即法学或法律知识与自己专业性法律知识(如刑法、民法或诉讼法)之间的“T”型结构来说,并不完全是在大学阶段形成的。法科学生 的大学阶段还是一个学习基本知识的阶段,对学校的各科知识都应当努力学习,而不可偏废。法科本科学生不应在学校课程内的学习中自主地确定一个“T”型结构,因为这个“T”型结构应当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的研究生学习中或实际工作中,根据自己的学习方向与工作需要逐步形成的。也就是说,大学生的纵向知识,还需要在研究生阶段和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提高。这样,完善的知识结构才可能最终形成 。

(四)法律理论人才与法律实践人才的能力要求

   法律理论人才与法律实践人才,与其他专业人才一样具有共同的能力要求。但与其他人才相比较,社会和职业对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又有其特殊的能力要求。

1.学习能力

   法律理论人才的学习能力对于其成长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其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法学教育工作者,要能胜任自己的教育工作,就必须不断学习新的法学理论,不断学习新的法律规范。对于法学研究工作者,学习能力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进行研究的前提是必要的学习,他们的研究本身也无法离开必要知识的学习。学习能力对于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都十分重要,是他们成为相应人才的先决条件,也是他们保持相应人才身份,而不名存实亡或不被淘汰的保证。

2.概括能力

   法律理论人才必须既注意理论的进步又关注实践的发展。对于众说纷纭的理论必须要有概括。对于纷繁的法律实践,概括更有其存在的意义。概括能力对于法律理论人才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对理论与实践的总结,都离不开概括的思维。

   概括对于法律实践人才也是不能缺少的。法律实践人才会面对各种案件。各种案件都是由各种证据材料来说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将各种证据材料加以综合就需要概括。没有这种概括,就无法把握案件的全貌,无法对错综复杂的案件进行归纳。

3.分析能力

   分析能力对于法律理论人才来说是一种最基本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法律理论人才甚至无法称之为法律理论人才。在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的工作中,分析是最经常的思维手段。将艰深的理论加以明晰的分析是其最经常的工作。对一些法学理论予以条分缕析,是进行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必须。

   分析能力对于法律实践人才也是特别重要的。摆在法律实践人才面前的可能是十分复杂的案件情况。对于这些情况如何认识,必然要依赖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才能把握案件的真实情况,才能正确适用法律。这种分析既包括对客观情况、案件事实、证据材料的分析,也包括对相关法律规范的分析。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分析都很好地进行了,法律才可能被很好适用。

4.解决问题能力

   法律理论人才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理论难题,他们不仅要对这些难题进行分析,而且也需要对这些难题加以解决。对于法律实践人才来说,随时都面临着如何解决问题的任务。每一个案件就是一个问题,或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一个一个都被解决了,才可能在教育过程、理论研究和案件处理上得到科学的结果,才可能实现预定的目标。

(五)法律实践人才的道德修养

   法律理论人才与法律实践人才都必须遵守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法律理论人才包括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工作者。他们的道德要求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相比较,并无特别的地方。但法律实践人才的工作就是法律的适用,它关系着法律能否被有效实施等重大问题,直接关系着人民的合法权益能否获得法律保护,社会的正义能否得到法律支持的重大问题,因此法律实践人才的道德修养就有特别强调的必要。在历朝历代,法律实践人才的道德要求都被提高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法律实践人才当然得符合社会一般的道德要求,对此,我们不予论述。这里所要论述的是,道德规范对于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的特别要求。

1.忠诚法律

   法律实践人才应当视法律为生命。把法律内化为自己的精神与灵魂。以维护法律为荣,以亵渎法律为耻。忠诚法律的品德应当是法律实践人才最起码,也是最根本的品德。没有这一品德做保证,法律就可能因法律实践人才道德修养的欠缺而被践踏。

   忠诚法律是对法律实践人才的道德要求,已经是千百年来人类的共同认识。古今中外,对于法律实践人才无不以其对法律的忠诚程度作为对其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警察,以至其他执法官员都只有坚决服从法律并严格执行法律的义务,而无有法不依的权利。坚决执行法律是应当的,是他们的本质和本职,而不执行法律却是耻辱的,应当在道德上受到谴责,在法律受到制裁。

2.维护正义

   法律与正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绝大多数场合,不存在法律与正义之间的矛盾问题。维护了法律也就维护了正义。当法律与正义产生冲突,甚至出现对立的时候,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正义观念是否正确。如果我们确信这种冲突不是由我们的误解所导致的,即确实在法律与正义之间出现了冲突,也应当通过法定途径,使法律的适用得以改善,使法律与正义之间得到最大限度的协调。既不能机械地执行法律而损害正义,也不能因正义而无视法律的客观存在。在法律与正义之间能否寻求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往往是对法律实践人才素质与能力的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在这里依法作出的妥协,仅仅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假正义之名的不正义;这种妥协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这种妥协得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而不是任意的胡作非为。

3.刚直不阿

   面对权势、面对邪恶的无所畏惧,是忠诚法律与维护正义的要求。如果法律实践人才没有威武不能屈的品德,就难以面对权势,面对邪恶,一往无前。法律是威严的,正义是神圣的。法律实践人才就应当是法律的卫士、正义的保护神。

   刚直不阿不是不讲策略。刚直不阿是依法的刚直不阿,是有策略的刚直不阿。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应当有勇于牺牲的勇气和精神。人民把执行法律的使命赋予了我们,我们就只能义无返顾。维护法律是首要的,自我保护是重要的。在紧要关头,牺牲自我、舍身求法是值得的。只要有一批刚直不阿的执法勇士,法律才有保障,法制和法治才可能巍然屹立,不可动摇。

4.清廉执法

   清廉执法是历代对执法官员的起码道德要求。我国历朝历代所歌颂的清官,其“清”,一是“清醒”,清在明辨是非曲直;二是“清廉”,清在廉洁奉公。无贪,历来是我们衡量官员的重要标准。

   法律事关重大。在刑事诉讼中关乎人的生命与自由;在民事诉讼中关乎当事人的利害得失;在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中,关乎人民的利益、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政府的形象。所以,法律实践人才均应具有清廉执法的美德。这种美德是法律实践人才严格执法、有法必依的保障。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潮流中,各种利诱杂然纷呈,法律官员要保持廉洁是艰难的,但不是不可以保持。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多,也并不是都腐败不堪。

   为政清廉,一是要有制度保证,二是要有官员自律。所谓制度,包括人事制度、官员制度、晋升制度、考绩制度、工资制度、监察纠举制度等在内。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入,廉政建设一定会有更好的制度保障。官员的自律始终是不可放松的重要方面。再严明的制度下,也可能有贪官。因此强调官员的廉洁自律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廉洁自律是防止腐败最坚强的主观防线。法律官员是由法律实践人才充任的。廉洁不仅是法律官员的事情,但法律官员的廉政建设在其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只要法律官员不腐败,执法或司法也不会腐败,任何腐败都不可能长期逍遥法外。任何腐败都可能因法律官员的廉洁而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腐败就会因此而被遏止。否则,法律官员一旦腐败,其他腐败就可能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腐败之风就难以禁止。

5.精通法律

   精通法律本不应是法律实践人才的道德要求。因为它是法律实践人才之所以是法律实践人才,之所以成为法律官员的先决条件。在我国相当多法律官员不精通法律 的情况下,提出这一道德要求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否精通法律,对于法律实践人才或法律官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执法的水平,关系到相对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够获得应有的法律保障,关系到社会公正能否得以维护与坚持。

   精通法律是一个相对的状态。因为法律本身会不断变化,法律实践人才或法律官员对于法律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所以精通法律应当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是,相对的精通法律,仍然是必要的。没有对于法律的精通,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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