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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60部法律之劳动法:38年的磨砺  

2009-09-27 02:05:55|  分类: 法治中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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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60部法律之劳动法:38年的磨砺

 新中国60年60部法律之劳动法:38年的磨砺 - 伟大的党 - 政治与法律科学

1986年,关怀(前排,左一)创办了中国工运学院(现已改名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律系并担任第一届系主任,该系成为工会系统培养法律工作者和研究劳动法的基地。

  是一部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法

  19947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委员长乔石的主持下,126名常委委员准备对劳动法的颁布付诸表决。

  时任劳动部部长的李伯勇,作为劳动法的起草主持者端正地坐在“提案说明人”坐席上,而他的身后,是劳动法起草班子的主要成员,他们静静地等待着投票结果。

  很快,大会工作人员宣布:121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1人未按表决器”,随即,乔石高声宣布“通过”,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劳动法通过当天,李伯勇更是喜形于色,兴奋地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现场采访,然后,又非常愉快地和与会的起草工作人员在劳动法通过的会场合影留念。

  中国劳动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在劳动法立法过程中,多年参与调研、讨论,他说:“劳动法的出台意义重大,它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规范劳动关系的基本法,是一部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法,它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法。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一种光荣而伟大的事业,国家提倡义务劳动和开展劳动竞赛,尊敬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劳动法还坚决反对各种劳动歧视,妇女与男子有平等就业权利和同工同酬,这在一些国家实际是难以做到的。”

  1956年,劳动部就成立了劳动法起草小组

  1950年,我国许多大学法律系停办,在这种情况下,同年3月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在高教系统中显示出其独有的特殊地位,同时成立的法律系受人瞩目。

  中国人民大学效仿莫斯科大学模式办学,聘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任教,该校第一批教师基本上是在苏联专家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我国劳动法学的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关怀就是其中一员。当时,苏联专家非常重视劳动法这门课程,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利用劳动法为劳动者更好地服务。受此影响,关怀树立了从事劳动法教学和研究的目标。

  在学习和教学中,关怀发现中国教师照本宣科地讲苏维埃劳动法根本行不通,应该进行教学变革,授课时加入更多符合中国国情的元素。后来,他在全国率先提出“中国需要一部属于自己的劳动法”。之后几年,关怀奔走于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相关部门之间,呼吁劳动立法。

  在关怀撰写的《三十年来我国劳动立法的光辉历程》一文中,记者找到这样一段文字:

  “早在1954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之后,党和国家明确提出必须加强法制,健全各项法律。在这一号召下,国家成立了一系列的立法小组,1956年劳动部也成立了劳动法起草小组,由当时担任劳动部常务副部长的毛齐华同志主持这一工作,酝酿草案和搜集各国劳动法资料,讨论劳动法的框架、结构,组织翻译外国劳动立法的著作。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这一工作有了削弱,1958年后极‘左’思潮泛滥,起草工作中途夭折。”

  作为关怀的学生,郭军介绍说,“文革”以前,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劳动法,而是适应当时的需要制定了一些单项劳动法规,如《工厂卫生暂行条例》、《劳动保障条例》等规定,而这些规定在“文革”期间被废弃了,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劳动立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劳动法出台,完成了邓小平当时提出的立法构想

  “文革”以后,我国在各方面开展了拨乱反正的工作。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党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指出:

  “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

  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提出制定劳动法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问题,这对劳动立法是最有力的支持。

  关怀认为,邓小平把劳动法和刑法、民法、诉讼法同等看待,把劳动法看做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就加强了全社会对劳动法制重要性的认识。

  郭军回忆说,根据这次会议精神,1979年年初,第二次起草劳动法的工作开始启动,国家劳动总局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组成了劳动法起草小组,经过数年大量的工作,劳动法修改了近30稿,但由于各方分歧较大,劳动法于1989年再度搁置。“现在看,主要是立法原则难以确定、当时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够明确。”

  在1989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副委员长的倪志福积极倡导加快制定劳动法。他说,应该迅速纠正“野生动物保护有法,而人无劳动法”的局面。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陈宇等20余位政协委员联名疾呼,要尽快制定劳动法。

  在这一形势下,第三次劳动法的起草工作又再次启动了。但仍然是由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尚不明确,劳动法的立法原则很难确定,这次也未能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19922月,88岁的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此后,党的“十四大”随即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从而也明确了劳动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劳动法的立法原则,劳动法的制定就此走出困境,步入坦途。

  所以,劳动法起草领导小组负责人、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的张左己在媒体发表文章时感慨道:“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劳动法的出台,是始亦小平,成亦小平。”劳动法的出台,是完成了邓小平当时提出的立法构想。

  劳动法“能细则细,越细越好”

  19936月,起草小组在张左己的带领下,开始“集体行动”———对各地劳动者生存状态进行调查,“调查采取了‘倒计时’的办法,既定好返程日期又要保证完成任务。调研是很辛苦的,常常白天赶路,晚上座谈。”

  调研结束后,起草小组的成员于同年7月进驻北京郊区金海湖的北京市离退休职工活动中心,开展全封闭式的起草工作。第一稿既要吸收以往劳动法草案的经验,又要以全新的面目出现,这一稿将基本确定劳动法的框架及主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将决定劳动法的取向和成败,事关重大,无人掉以轻心。

  在第一稿的起草中,起草小组成员达成共识:明确了几个重要原则,一个是突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个是打破所有制的界限,所有用人单位一律平等适用。另外还有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建立集体合同制度,限制延时劳动,实行带薪休假,在劳动标准问题上结合中国国情,努力与国际惯例接轨。

  讨论会上,起草小组成员一致认为,在立法技术上,劳动法“能细则细,越细越好”,此外,要结合现有的法律,使该法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郭军举例说:“在起草‘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一章时,起草小组就广泛吸收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等成熟经验。”

  “在这次封闭式的起草工作中,工会方面反映的大部分立法建议被起草成员认可通过,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分歧,如劳动合同实施步骤、工时问题等。”作为起草活动的唯一一名工会代表,当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的郭军竭尽努力。

  郭军告诉记者,为了节约时间,缩短审议周期,起草工作小组在国务院审议前,就打破惯例请国务院法制局和人大法工委派员提前介入,共同组成修改小组,一起论证、调研和修改。有一名修改小组同志风趣地把这一工作方法叫“一体化”工程、“一条龙”立法。

  “应该说,现行的劳动法是一部比较成熟、成功的法律。然而,作为调整劳动关系的基础法律,它规定的只是劳动关系领域中的重要制度和原则,还需要大量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将其完善,如已实施一年有余的《劳动合同法》和即将出台的《社会保险法》等。随着这些法律、法规、制度的出台,中国的劳动法律体系、劳动法制将逐步完善和健全起来。”郭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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