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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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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孙伟铭醉驾案将成为判例标本  

2009-10-23 18:59:02|  分类: 法治中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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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铭醉驾案将成为判例标本

  备受关注的孙伟铭案昨天尘埃落定。成都男子孙伟铭因醉酒驾车致人死亡,以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当日,最高人民法院就醉酒驾车犯罪有关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了孙伟铭案量刑判决的理由,并且表示:今后这类案件的定罪和量刑问题将进一步统一审理的裁判标准。

记住作为醉驾危险符号的孙伟铭

  无疑,现在“孙伟铭”已成为一个符号。它更多的不是指孙的姓氏代码,而是作为一种令人警醒的语词标签,比如“醉驾”、比如“危害公共安全罪”,比如“死刑”或“无期徒刑”。

  简单回顾一下孙伟铭案:去年12月14日,成都男子孙伟铭无证醉驾,致四死一伤的惨剧;今年7月23日,成都市中院一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判处孙伟铭死刑,孙伟铭不服提出上诉;昨日二审宣判,法庭认定孙伟铭“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其有悔过表现,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是交通肇事案中全国首例判处醉驾者死刑的案件,所以孙伟铭成了标签式人物,同时“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也让该案一时成为舆论焦点。说实话,二审改判,并不出人意料,这在之前早有迹象可寻。但对于“无期”这个结果,各方反应却是截然不同的。孙伟铭“当庭大哭”,哭声里夹杂的是悔恨、释然、庆幸、解脱还是无奈、委屈,恐怕只有哭者心里最清楚;孙父则大喊“不公平”,但因疾患缠身,是否申诉还待考虑;孙伟铭妹妹直言对判决结果很不满意,甚至希望借助媒体改变二审终审制;被害方则大多能接受这个判决;而庭外部分民众,情绪却比当事双方还激动。

  这样的局面,也很正常。毕竟,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司法判决,都难以令原告、被告及所有民众一致拍手称快。因为各方立场和利益诉求,本就存在一定的对立,即便作出裁决的是“万能的”上帝,也未必能调和这人世的纷争。所以,在一个文明昌盛的国度,人们遇事都只信仰法律,而非祈求鬼神来断狱。

  具体到孙伟铭案,对于其罪名———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酒驾、醉驾猖獗的当下,各方都少有异议。关键是在孙伟铭是“依法当诛”还是“罪不至死”这一点上,存有不小的争议。我们不妨听听最高法的意见:最高法认为孙伟铭的行为主观恶性不是很深;归案后悔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获得被害方的谅解,依法可从轻处罚。所以认为二审量刑是适当的。

  这等于明确解释了“不杀”的理由。同时,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慎杀”原则,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体现出了司法文明的进步。当然,刑罚惩治只是手段,预防犯罪才是目的。而且,为了免受“选择性执法”的舆论诟病,今后在严惩醉驾犯罪时,必须注重统一法律适用。是属于交通肇事还是危害公共安全,各地的定罪量刑,需要统一标准。

  我们不呼吁“重刑主义”,只渴求司法公正。“醉驾之前,人人平等”,只是一个起点。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是治本之道。从这一点上讲,类似孙伟铭这样的无证驾驶多年,或如胡斌那样多次交通违规,却能长期逍遥法外等怪象,其实比惨剧本身更恐怖更致命。这就像一些猖狂的病菌,游离于杀菌消毒的执法仪器之外,清晰标识出日常执法的疏漏。当这类执法漏洞成为常态化的东西,我们就难以锁定某一个具体的孙伟铭或赵伟铭。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你我身边的任何一人,甚至就是你我本身。

  正是在此语境下,我们更应记住前文提及的,作为危险的醉驾符号的“孙伟铭”,不论是执法者还是普通人———牢记“醉驾”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牢记曾经的“死刑”和现在的“无期”。执法者以此为镜鉴,找出自己日常执法中的缺陷;普通人则以此警醒自己,切莫成为下一个危害他人又祸及自身的马路杀手“孙伟铭”。

孙伟铭醉驾案将成为判例标本

  “孙伟铭案”和“黎景全案”不应该只是案中几个家庭悲剧的演绎,它们可以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判例,发挥标本意义,为此后类似案件的判决提供借鉴。

  备受关注的成都孙伟铭醉驾案昨日作出二审终审判决,法院认定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其有真诚悔过表现,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此同时,同样是醉酒驾驶肇事的黎景全也被改判无期徒刑。再加上此前的南京张明宝醉驾肇事案的影响,醉驾肇事案一时成为舆论焦点,尤其是孙伟铭案。

  尽管庭外民众对判决结果依然意见分歧很大,尽管孙伟铭的妹妹仍表示对判决结果不满意,但此案在舆论的风头浪尖前行至今,总算告一段落。此时,我们暂且不谈孙伟铭醉酒驾驶导致4死1伤的残酷事实,不谈孙伟铭的真诚悔过,不谈孙伟铭父亲孙林以癌症晚期之身多方奔走卖房、卖车筹款赔偿受害者的悲凉,也不去纠缠无期徒刑和死缓的量刑争议,单就这样的判决结果,就足以显示法律在现实面前的用心良苦。

  这种判决结果凸显了法律的“宽严相济”——孙伟铭的罪名未变,依然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鉴于孙伟铭的真诚悔过、赔偿受害者家庭、《谅解书》的签订,终审改判为无期徒刑,则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而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再次出现下一个“孙伟铭”、“黎景全”,又该怎么定罪?如何量刑?是延续以前的“交通肇事罪”轻判,还是借鉴今天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严惩?

  从情感上讲,我们当然不希望类似事件重演,但严峻的交通安全形势提醒我们,“重蹈覆辙”的“概率”并不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公布的数据,仅在2009年1月~8月份就发生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严重危及民众的生命安全。正因如此,公安机关自2009年8月起在全国开展了严厉的酒后驾车专项整治行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黄尔梅也指出,人民法院应当“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依法严惩醉酒驾车犯罪”。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法院对孙伟铭和黎景全的量刑是适当的,并表示今后这类案件的定罪和量刑问题将进一步统一审理的裁判标准,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由此可见,这个“标准”,就包括对醉驾肇事案件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此一来,倘若以后再次发生类似的恶性交通安全事件,就不会再出现在“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两者中进行“选择性执法”的情况。至于量刑,自然也会像“孙伟铭案”和“黎景全案”这样“宽严相济”。

  法律作为由国家制定和执行的社会行为规则,就应该这样“统一标准”,清晰地告诉我们,某些行动的后果是什么,或者要为此承担什么责任,以体现其行为规范。虽然我国目前采用的不是判例法,但在以往法律实践中,判例已在发挥参考作用和现实影响。由此,我们希望,“孙伟铭案”和“黎景全案”不只是案中几个家庭悲剧的演绎,它们可以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判例,进而发挥标本意义,为此后类似案件的判决提供借鉴。

愿孙伟铭案能彻底结束法律醉驾

  备受关注的孙伟铭案昨天尘埃落定。成都男子孙伟铭因醉酒驾车致人死亡,以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当日,最高人民法院就醉酒驾车犯罪有关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了孙伟铭案量刑判决的理由,并且表示:今后这类案件的定罪和量刑问题将进一步统一审理的裁判标准。

  从死刑到无期,这个结果似乎更容易被各方所接受,尤其是高法能主动出面回应民间议论,表态将逐步统一裁判标准,应该有助于消除今后的法律适用争议。毕竟,从胡斌案的所谓“轻判”,到孙伟铭案的一审“重判”,司法表现出了极大的漂移感,犹如“醉驾”一般方向不明,让人不知所从。正因如此,大家才会讨论舆论是否影响了判决,孙伟铭的妹妹甚至狂妄地希望借媒体改变二审终审制。如果能够通过近期集中出现的案例,全面检讨司法在处理醉驾方面的问题,倒也未尝不是一次“个案推动制度的进步”。

  就孙伟铭案的改判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于醉酒驾车犯罪,以后可能不用再争论以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了——— 以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惩治醉驾犯罪,基本成为了共识。而今后的争议,很可能会转到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后量刑的轻与重问题上来。

  虽然高法表态称,对于醉驾致人死亡的犯罪分子是否适用死刑,取决于罪行是否极其严重,而不是是否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但就此次改判被披露的几个原因而言,“系间接故意犯罪,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犯罪时被告人驾驶车辆的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等等,这种量刑参考的说辞,还是富有很多解释弹性的。这种弹性到了各地法院那里,会不会成为一种“随意性”?

  此前舆论,大家对醉驾犯罪的认识有很大分歧:交通肇事罪好像偏轻,不利于“治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好像又偏重。现在从“ 治乱”的角度,高法似乎更倾向于“偏重”的选择,但“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规定,在起到震慑作用的同时,会不会出现新的争论,则关键要看高法在此后的“统一标准”中,能否有更为具体的规定。胡斌案的不良影响仍在延续,消弭分歧,也并非只是“统一法律适用”就万事大吉。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有致力于更为细化的量刑程序规定,才能减轻大家对于司法随意性近乎神经质的警惕。

  司法在交通问题上最大程度发挥“指路”作用,还需要对实际操作中可能形成的争议有最大的防范。同在中国土地上,同一性质的犯罪,定罪、量刑不应该有太过悬殊的差别。比如北京市延庆县法院9月7日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中,对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认定为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而浙江高院则认为,“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都称自己“依法”,“依”的结果为何会完全不同?另外,在公安部要求做出轻微交通违法免于处罚后,各地规定竟然千差万别,免于处罚的范围、内容差别很大,有的地方十来条,有的地方几十条,在这个地方免于处罚,换个地方却肯定会被处罚。

  这样一些不统一现象,只能令公众产生“法律如同橡皮泥”的感觉。司法要给公众很好的信号灯指示作用,就不能充满随意性、偶然性的“乱闪”,梳理并统一裁判标准,需要有充分的细化,并且还不只是一个“醉驾犯罪”问题。

孙伟铭案凸显司法公开重要性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孙伟铭案二审判决结果公布,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改判被告人无期徒刑。审判长认为之所以作出改判,是因为被告人“有真诚悔过表现”。

  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巨大的反差又一次引起争议。是屈从民意,还是维护公正?是新闻审判,还是正常的舆论监督?

  不可否认,这一案件之所以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就是因为法院判决改变了交通肇事的性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不少学者从法理的角度对这一案件进行分析,认为被告人主观存在恶意,依照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这一案件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不仅让人关注交通肇事的危害性,而且让人看到了我国刑罚体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我国既有交通肇事罪,也有故意杀人罪,还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假如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并且把醉酒驾驶、无证驾驶作为从重或加重处罚的情节,那么,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就不需要借助其他罪名作出判决。刑罚体系的琐碎和凌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审判,而罪名的更改,则很容易在社会上引起纷争。

  不过,成都市中级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公开审判的原则,始终面对新闻媒体,坦然接受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而最高人民法院破天荒地使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醉酒驾车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明确作出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公众的疑虑,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裁判的作用。

  司法公开是公正司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也是司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司法是精英人士的专利,法官应该像蒙面女神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不管公众提出怎样的疑问,法官都只能屈从于法律。其实这些学者不知道,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断处于变化之中,法官必须学会透过变化的社会关系,谨慎地把握法律尺度,以稳定的法律调整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关系。假如把自己打扮成冷冰冰的法律自动售货机,或者高高在上,不可一世,不愿意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那么,司法判决就不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司法机关就没有公信力。

  重视社会各界的意见,不是屈从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是在公正审判的基础上,通过详细的说明,普及法律知识,宣传法制精神。在任何文明国家,司法机关都不会把民意作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拒之门外,相反地,现代司法总是千方百计地征求民意,并且以合法的方式将民意纳入到司法体系。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新闻发布稿》,是尊重民意、释疑解惑,提高司法机关公信力的具体表现。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不仅有正本清源的作用,而且还有警示教育的效果。

  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审判民意不足的问题,还必须尽快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更加科学的司法体制。今后,司法机关可以考虑在审理涉及公共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个人利益的案件中,引入陪审团制度,邀请社区居民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发表意见,帮助法官准确使用法律规则,对被告人定罪量刑。

  总而言之,听取民众的意见,不仅仅是事后解释;尊重民众的意见,还包括在司法过程中引入陪审团制度,让那些虽然没有专业法律知识,但是,却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合理的法律判断,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法官的判决违背民意。

  法律不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律还是时代的产物。面对同样的法律,不同时期人们的感受不同,裁判的效果也不相同。过去处理此类事件,依照交通肇事的有关规定,判处有期徒刑;现在处理类似的案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量刑,体现了法律的稳定性和司法的灵活性。司法机关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昭告天下,司法判决不会跟着感觉走,但是,法官绝对不会无视民众的呼声。

  “民愤极大”这个概念早已从裁判文书消失,然而,“尊重民意”应该成为法官的本能。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应当看到民意的诉求,不能固执己见,但也不能随波逐流,而应该在民意中发现法制的精神,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谨慎处理每一个案件。

全民陪审孙伟铭案中的普法深意

  孙伟铭案已经基本尘埃落定,回头看案,难免感叹。

  如果没有醉酒赔命的尖锐看点,就没有媒体的穷追猛打,如果没有量罪定刑的悬疑惊云,就没有网络时代的“全民陪审”。孙案从一开始就不可自主地落入了典型性炒作构架,孰料正是这样的“司法炒作” 促成了一场空前生动的全民普法。如果说孙案对推进法治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的话,遗憾在于,其中很多深刻意义,恰都来自于“折腾”。

  一审判死。法庭现场在短暂惊愕之后发出一阵欢呼。当闹市街头成了富家子的赛车场,当酒醉驾驶肇事事件频繁上演,当人们不得不抡起砖头来制止闯红灯的时候,“当头重棒”无疑迎合了相当广泛而一致的民意期待。

  醉酒都要赔命?!大快人心过后,民众情绪开始触顶反弹,“罪不当诛”的帖子开始见诸网络,随着报纸电视的深度跟进,孙伟铭案终于引爆了民众热议,全国严打醉酒驾驶的专项治理行动迅速展开,一时间闻酒色变。

  没有孙伟铭案,一个巨大而危急的社会安全问题恐怕还要在我们的漠视中继续潜伏下去:10亿人对烈酒长久以来喜爱有加,而中国正悄悄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新欢加旧爱,悲剧大冲突。我们的汽车保有量约占世界汽车保有量的3%,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已连续十余年居世界第一。去年,中国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约80万起,死亡近10万人,是美国的两倍,日本的十倍。《中国日报》这样评论,“我们的马路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马路!”

  如果孙伟铭案就此止步于“以命劝酒”的层面,尚难达到“普法”的深意。此案更大的价值,来自于后续于法庭之外长达半月的民众大讨论。

  这是中国司法界近年来最活跃、最广泛的一场“全民陪审”,其声势之浩大,波及之广泛、控辩之激烈,让同期的“快女”黯然失色。一些生僻艰涩的法律名词开始游走于民间市井,法学界开始深究司法公正,社会学界忙于探讨民意释放,医学界开始进行酒精浓度与人体反应的阈值检验,就连汽车厂商也开始了对汽车酒精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发……

  孙伟铭案之所以能从孤本变成样本,能从个体反应引发群体效应,既在于结果的震撼性,更在于过程的争议性。试想孙案量罪定刑能轻而易举地一步到位,过程又没有一波三折充满悬疑,就不可能扩散出“全民陪审”的广谱意义。而正是这种“折腾出来的意义”,比孙伟铭生与死本身更值得国内司法界深思。

  二审无期的判决,似乎是一个于法于情都说得过去的结果,但一方面孙父不满考虑申诉;另一方面网络也有不少不满的声音,认为判决过轻,“花钱就能买命”的质疑再度激烈发声。

  看来孙案注定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作参考:判生则骂其何不死,判死又叹其不如生。法律本应是民意的凝聚,但为什么每一次结果的宣布都会引发网络情绪的激烈偏倒?这里的情绪摇摆,恰恰反证了法律在此案中的缺失与粗疏。

  刑法对交通肇事罪规定基本上沿用1979年“老皇历”,立法空白已然招致现实司法实践尴尬。当“骑在自行车上制定的法律”遭遇到汽车时代的“拷问”,生死两难的背后是宽严皆误,因为法律尺度的根本在尺,尺之不存,度将焉附?

  有法可依才谈得上执法必严,严管永远比严罚更具法治意义,立法的滞后,不能让一个年轻人用生命来买单。从这个角度讲孙伟铭也是受害者。酒逢知己千杯少,驾车遗恨无绝期。“无期”,是对这起案件的定刑,也是对这场反思的定性。如果孙伟铭个案不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深刻检讨和整改补位,孙伟铭案在推进法治的历史进程上仍将拖下一条大大的尾巴。

  孙案的另一大纠结在于它遭遇了庞杂的传统文化大背景。“尊儒尚法”,“浪子回头金不换”,“可怜天下父母心”,“杀人偿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俗语箴言警句设伏其间,冲荡出一场全民激辩的伦理大戏。“罪责罚”本就难以互相适应,“法情理”中间又横生出一个钱字来。大众在解剖孙案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形形色色的人性自我剖解。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话结合着六旬孙父为儿佝偻奔波的背影和最后患癌卧床不起的背景,足以击穿国人的悲悯底线。但回过头想想,受害者何尝不是承受着比孙家更大的人间悲剧。关于孙伟铭身后的种种道德伦理拉锯,就在这样的逻辑反复中一再陷入两难。谁都知道同情不能左右量刑这个道理,但这并不能抗拒法律之外的人性挣扎与道德自判。

走出打击酒后驾车的执法怪圈

  因为无证驾驶、醉酒驾车导致4人死亡的孙伟铭,在9月8日这一天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前的一审判决中,孙伟铭曾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于赶上了整治酒后驾车的风口浪尖,孙伟铭案曾被称为“醉驾死刑第一案”而备受关注。据说,终审判决宣判后,孙伟铭当场大哭。

  其实,孙伟铭案的关键词有“长期无证驾驶”、“危害公共安全”等等,但这些远不如“醉酒驾车”这一内容引人注目。从2009年夏季以来,各地出现的酒后驾车导致交通肇事,多次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以至于公安部在全国开展了打击酒后驾车专项行动。应该说,这一举措有回应舆论热点和公众期待的及时性。各地警方在行动中,还想出了各种办法,比如,异地用警,甲地的民警到乙地执法;再比如,执法民警现场手机关机,并收缴酒后驾车当事人手机,这些举措的用意是避免说情,为严格执法创造条件。

  由于专项行动效果明显,有媒体用“专项行动开展18天,上万人顶风作案”来形容酒后驾车的严重态势。这显然是不了解“专项行动”的特点所致。一般而言,专项行动往往是一场执法运动,具有集中性、阶段性、运动性特点,并且,往往数量集中、成果显著、见效快。在这样的执法运动或者说是执法风暴中,一些平日里就经常酒后驾车的人被“抓个正着”应该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问题是,急风暴雨式的执法运动过后,酒后驾驶的现象会不会得到真正的遏制。

  比如,有的地方,前几年整治过酒后驾驶,当时,酒后代驾的生意开始火爆。但执法行动过后,一切又恢复到从前,酒后代驾公司再次生意冷落,门可罗雀。直到今年夏天,这些已经生存艰难的代驾公司生意再次红火起来。这样的现象表明,执法运动往往会陷入“情况严峻、集中整治、情况好转、情况再严峻、再整治”的怪圈。

  今年夏天,在整治酒后驾车专项行动的重压之下,一些解酒药、醒酒药和酒精测试仪等等所谓的“解酒经济”也在异军突起。认真分析酒后驾车现象就会发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文化积淀的社会,喝酒对于很多人而言,已经成为有着深刻传统和融进血脉的生活习惯。无酒不成席,喝酒才能交流感情,才能办成事,不喝酒就扫兴和影响社交等等因素,使得很多人不能不端起酒杯。这就使得集中治理酒后驾车比较容易,根除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习惯却很困难。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说,今年前8个月,我国的汽车销量将突破800万辆,而预计全年汽车销量将超过1200万辆,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水平。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一个崭新的汽车社会,而汽车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驾车者必须讲文明、守秩序。而一再吸引眼球和牵动社会神经的酒后驾车肇事事件,是很多人还没有适应汽车社会生活的直接明证。

  当喝酒的“老习惯”与驾车的“新方式”遭遇的时候,有的人想“鱼与熊掌兼得”,既喝酒又驾车。因此,如果不从社会传统和社会心理的角度,对刚刚走进汽车社会的人们进行引导教育,而只靠疾风暴雨的执法运动,很难根治酒后驾车的顽疾。当然,我们也看到,随着社会舆论的深入讨论和专项行动的持续展开,“喝酒不驾车,驾车不喝酒”的基本理念正在逐步深入人们的生活。只有改变观念,整治酒后驾车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从而走出过去的执法怪圈。

孙伟铭幸运搭上黎景全免死之车

  孙伟铭被控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上诉一案,8日上午在四川省高级法院二审宣判,孙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一天,广东省高级法院对黎景全醉驾案作出终审判决,黎的罪名亦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也同样为无期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伟铭和黎景全的其他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因醉驾酿就了惨剧,又都被检方指控犯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人一审均被判处死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宗个案均为一时的舆论焦点。只不过,黎案发生在三年前的9月16日,较孙案更为久远。论舆论影响力,孙伟铭更当红,而黎景全则已是“过气之人”。

  但论对法律适用的影响,黎案的重要性要远超过孙案。甚至可以说,孙伟铭的无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搭上了黎景全的醉驾之车。据《三联生活周刊》8月7日披露,就在孙伟铭案一审判决出来后的第二天,亦即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召开了一场针对恶性交通肇事案件的专家论证会。与会者包括数名刑法学界著名学者和精神病司法鉴定专家。讨论的核心问题包括:在严重醉酒的情形中,如何由客观方面来推断主观方面?交通肇事罪与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是否存在转化关系?讨论的主要样本,就是黎景全案。

  从审级上看,孙伟铭案的二审法院是四川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判尚未做出,就个案而言,最高法院没有理由介入。在中国司法机构的设置上,最高法院与高级法院之间并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若最高法院直接对某高级法院的个案审理作出具体指示,反倒有违宪法和法律。但最高法院却必须介入黎景全案,因为这之前黎景全已经过了一审和二审,且均被判处死刑。最高法院于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所有的死刑案件都将送至最高法院复核。同时,最高法院又拥有司法解释权,还肩负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使命。对于各地法院在醉驾案中时有可见的“同(类)案不同罪”,“同(类)案不同罚”,民间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也确有必要以权威的释法来终结各地法院对刑法的任意解释了。

  因而在笔者看来,昨日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并非孙伟铭案的改判,而是最高法院对于酒后驾车犯罪案件适用罪名问题的一番公开解释。在最高法院的那份“新闻公开稿”中,不但对罪名认定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也具体指出:对被告人的量刑,要综合考虑犯罪情节、伤亡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在一般情况下,构成本罪造成重大伤亡,属于间接故意犯罪,即行为人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后果的发生,因此,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以制造事端为目的而驾车撞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有所区别,在决定具体刑罚时,也就应当有所区别。这一“解释”虽仍嫌抽象,但对醉驾案件一般不判死刑的倾向已较为明显。孙案和黎案的最新结果,正是最高法院这“有所区别”的佐证,只不过,其理由换成了更具体的“(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犯罪时被告人驾驶车辆的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获得被害方的谅解”,因此“依法没有适用死刑”。

  尽管围绕孙伟铭案的改判,仍有不少争议。但在最高法院已经公开声明力挺这一结果之后,无论是被害人家属,还是被告人家属,再作申诉意义已经不大。乐观地看,或在黎景全案和孙伟铭案之后,类似的醉驾案在罪与刑上能够得以相对的统一。鉴于普通适用的无期徒刑,以及仍有可能的死刑,真心期望醉酒驾车犯罪的多发、高发态势能够从此得到遏制。至少,类似黎、孙这样的醉驾犯罪者以后想再背个交通肇事罪之名,领上两三年有期徒刑或是直接弄个缓刑就出来,是不太可能了。

司法要摒弃重典思维

  昨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对两起“醉驾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对被告人黎景全、孙伟铭均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黄尔梅指出,两个案件的量刑是适当的。

  在一审中,孙伟铭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被判处死刑,而在二审中,罪名并无更改,只是量刑有所变化。如此看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是板上钉钉的,而量刑的变化,应该也是体现了司法宽严相济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终审的二审判决,并未对一审判决构成颠覆,司法争议不大。

  另外,按最高法的解释,今后在类似案件中,统一法律适用的原则要落实。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此案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甚至载入最高法院的案例公报中,并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判产生指导意义,确保同类案件统一处理。

  但是,即便该案已有司法定论,一定程度的反思仍然是必要的。没有司法争议,不代表舆论争议也会一并消除。

  有媒体指出,“孙伟铭案”是国内首例因醉驾而于一审中获判死刑的案件。而且,同样是从媒体报道得出的结论,在一些交通肇事案件中,“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开始取代“交通肇事”的罪名。尤其是从“胡斌案”开始,这一趋势变得明显起来——即便“胡斌案”与“孙伟铭案”的判决结果相差甚远。简言之,在前后几起交通肇事案件的审判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重典思维。

  所谓“重典”,也不能等同于简单的“重刑”,更大程度上是指特殊案件特殊处理。醉驾、飙车等交通肇事案已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刚刚出现,而是一直存在,只是因为“胡斌案”、“孙伟铭案”等被激活,得到人们的正视,得到舆论集中关注。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司法才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对这类案件作出裁定?这是体现了罪刑法定的原则,还是满足舆情的需要?

  从“胡斌案” 开始,或者说是从“孙伟铭案”开始,舆论开始对恶劣的交通肇事案件有了重典处理的诉求,而这种诉求如今也体现在了司法中。因为重典诉求,司法对罪刑的裁定自然需要审慎衡量,甚至需要作出新的调整。但如果只是因为重典思维推动,那么统一法律适用的原则恐怕还不易维系。

  醉驾、飙车等交通肇事案,其社会危害甚大,需要司法严肃以对。但是,重典之下,司法是否真能严肃对待,还成问题。如果司法所服务的对象成为一种重典诉求,或者是其他的民意诉求,乃至政治诉求,那么司法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溢出于法律,司法的权威何以保证?又何谈司法统一?

  反观“胡斌案”,该案与“孙伟铭案”在量刑上之所以有如此差距,不过是罪名仍然保持在“交通肇事罪”上。但是,两案之中,肇事者的主观意图与行为后果,有无本质区别?重申统一法律适用原则是必要的,但这种原则不能依靠重典思维推动,它必须是恒定的,是一以贯之的。

孙伟铭案最大价值在于统一法律适用

  9月8日上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终审判决醉酒后驾车致4人死亡的孙伟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就醉驾犯罪适用法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消息:今后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适用刑法第115条第1款定罪处罚,即: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对于孙伟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结果,尽管案件当事人以及社会各界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此案引起最高人民法院关注,而出台对于醉酒肇事犯罪统一适用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孙伟铭案件的最大社会价值。最高法院对这一法律认定的公布,统一了各地方法院过去各自掌握的认定方式,更重要的是,对于醉酒驾车肇事后的定罪量刑也更加公开透明。从某种程度上讲,孙伟铭案件对法律公平的推动作用,不亚于2004年广州的孙志刚案件。

  公民醉酒驾车肇事后,应当如何定罪判刑?人们为什么对孙伟铭案件如此关注?因为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案件,到底是适用“交通肇事罪”还是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不同,受到的惩罚就有天壤之别。人命关天,过去因为最高法院没有统一规定,其决定权就在各级地方法院,并且已经发生过许多在公众看来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况,严重异化了法律的公正性。

  比如,孙伟铭醉酒撞死4人,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而今年1月22日,河南陕县的王卫斌醉酒驾车致使6死7伤,7月3日,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王卫斌有期徒刑6年6个月;再如,2008年7月,河北保定司机张海鹏醉酒驾驶,致使交警1死1伤,今年8月,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张海鹏无期徒刑。而同样涉及警察的醉驾案件,结果却大不相同:2008年2月8日,福建省司法民警张某,在漳州市酒后驾车,把车开上了人行道,造成2死5伤的严重后果,2008年7月28日,经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张某被以“交通肇事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在法治社会,如何适用法律,是公民追求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样的案件,因适用不同的法律条款,造成对当事人物质及精神较大差别的后果,而且尚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之内,此类事件如果屡屡发生,就真的需要法律部门进行统一明确了。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醉酒驾车肇事,明确在何种情况下统一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就起到了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的作用。

  据公安部的公开数据,到2009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超过1.76亿辆,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机动车尤其是私人拥有车辆的数量还会快速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发生醉酒驾车肇事案件,司法部门如何排除人情、权力、当事人的身份等影响法律公平的因素,避免因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引起的不公,是社会舆论比较关注的。因此,期盼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公布的醉驾肇事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进一步完善,使各级法院对醉酒驾车肇事的惩处能够常态化、制度化。

“检方应为受害者说话”是对法律的误解

  9月4日,在孙伟铭醉驾案二审法庭上,四川省检察院检察官鉴于孙伟铭的间接故意、呼喊救人以及积极赔偿情节,“建议不宜判孙伟铭死刑立即执行”。这让部分受害者家属感到愤怒,其中金宇航表示“很震惊”,称“我一直认为检方应该是为我们受害者说话的。就算法院要改判,我也不希望检方在庭审中就说出建议改判的话”。(9月6日《广州日报》) 

  相信不少人都会同意受害者家属的上述说法,认为刑事案件中的检察机关就是要为受害者说话,完全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指控犯罪。其实,这是对我国法律和检察机关职责的误解,至少是片面的理解,它不利于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也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全面实现。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检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检察官法规定得更为明确具体,检察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在刑事诉讼中既要“代表国家进行公诉”,又要认真履行“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工作”的职责,而且将“秉公执法”作为检察官的基本法律义务。 

  综合上述重要法律规定,我们不难看出,人民检察院和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肩负着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维护所有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努力实现司法公正的神圣使命。准确地说,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决不仅仅是“为受害者说话”。其实,在公诉案件中,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指控被告人,使被告人得到法律的制裁,表面上看这与受害者要求基本一致,但检察官的角色和地位决不等同于刑事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检察官在诉讼中的义务不仅是指控犯罪,而且同时还要维护法律公正,其中包括监督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防止为了打击犯罪而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严格来说,检察机关只代表国家,代表法律,代表公平正义。因此,法律要求它全面收集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不能只看到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看不到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来说,打击和保护永远是并重的,不可偏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正公平。而对于受害者来说,往往只有愤恨,更看重并希望看到犯罪人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而完全不必顾及犯罪人该不该从轻处罚。 

  显然,对检察机关诉讼角色和法律职责的正确理解程度,是我国公民法治意识水平的重要标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片面理解甚至错误理解,必然导致对司法公正基本标准和内涵的误解误读,从而滋生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和不信任。而这已经在社会引起了不良影响。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就公开指出,“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8月19日《人民日报》)固然,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心理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与部分人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角色和职责的片面理解不无关系。试想,在“检察官应为受害者说话”的思想指导下,却看到检察官在法庭上替被告人说话,检察官立场和司法公正能不被怀疑吗? 

  看来,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下大力气立法和修法,使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更加科学缜密,同时也要下大力气进行法治教育,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法用法水平,增强法治意识,清除少数群众对法律的误解,营造正确适用法律、实现司法公正、维护法律尊严的良好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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